留學海外 不同的學習方式與課程留下怎樣的體驗

（原標題：《海外課堂 留下怎樣的體驗？》）

留學海外，不同的學習方式、課程設置都是一種全新的體驗。而在課堂上遇到的那些亦師亦友的教授，最能給學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海外課堂 留下怎樣的體驗？

郁怡青正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卡爾頓學院攻讀心理學研究生，輔修音樂表演專業。

獲得強烈的“同理心”

李夢瑋是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國際公共與政治傳播專業的一名研究生。“有一門課程叫做‘戰爭中的媒體使用’。我生活在和平環境里，從未接觸過戰爭，在國內也沒有接觸過類似的課程，所以這門課令我感到新奇。”李夢瑋說。

這門課的老師學識淵博，課程內容理論性很強，老師會列舉各種豐富的事例，幫助學生理解。“老師講解了盧旺達大屠殺事件的實例，我意識到媒體在戰爭或危機中的重要性。因為媒體報道的缺失，導致盧旺達大屠殺沒有得到世界的足夠關注；這反而使得屠殺事件愈演愈烈。這令我很震撼，也讓我明白了：原來媒體應該擔當如此重要的社會角色。”李夢瑋說。

郁怡青是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卡爾頓學院心理學專業研究生。在這里，她開始了解和接觸各種精神疾病。“這學期我上了一門有關精神疾病的心理課，從比較普遍的抑郁癥、躁郁癥、焦慮癥到非常罕見的解離性身份疾患……老師總共介紹了將近10種心理疾病。”郁怡青說。課上，會有一些真實的患者，來和學生做面對面交流，講述他們的經歷。這使得學生有機會通過實際案例，近距離觀察患者的臨床表現。

“這門課，改變了我對精神疾病的一些偏見。那些患者在課堂上訴說他們的經歷，令我產生了一種非常強烈的、心理學稱為‘同理心’的情緒，其實就是換位思考。這樣，可以更客觀地看待病人，讓我明白這個病原來是這個樣子的。”郁怡青說。

這門課程啟發郁怡青產生了許多想法。作為一名心理學的學生，她希望大眾能夠消除對一些精神疾病的偏見。她希望自己在回國之后，多了解國內醫院對于這些精神病癥的治療方法，如果有需要，她也愿意用自己學到的知識，為更多人服務。

貼近實際應用的學習印象深刻

許曉雨是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數學專業的研究生。學習數學專業前，許曉雨在商學院學習了半年。“有一門課叫做‘商業的未來’，教授會把三四個人分為一組，讓每個小組選一個公司進行研究。小組圍繞老師提供的研究方向，一起討論、上網找資料、查閱這個公司每年發布的財報和新聞，再結合當地的政策，最終每個組在課堂上講述小組的研究結果，也就是解決方案。”

這對于許多同學來說都是挑戰。

許曉雨小組的研究對象是澳大利亞一個做速食湯包的公司。由于原料漲價，這家企業的營業利潤已經連續兩年急劇下降，當地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導致公司難以發展。教授要求小組做一個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增大公司的利潤空間。

“現在想來這門課程真的很有趣。”許曉雨說。“我們組里有3名本地學生和兩名中國學生。我們第一次小組會議就把這個品牌不同味道的產品都買來試吃了一遍，得出的結論就是只有兩個品種味道好吃。”

最終小組的決定是，在包裝上做些變革。原包裝是紙盒，小組決定在盒子上做一些鏤空設計；再將內包裝換成透明的塑料材質，這樣購買者能更直觀地看到里面的產品，激發購買欲。

隨后，小組開始將這個想法付諸實現。他們用3D建模，生成了一個外盒新設計樣式。新設計需要投入新機器，小組又去尋找合適的機器設備，算價格、計算購買機器的回本周期。如果換成塑料內包裝，大家發現成本將會更高，于是他們又把內包裝縮小……

“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對知識有更深入的理解。”許曉雨說。

課堂上的教授也是朋友

商學院的克雷格教授，給許曉雨留下的印象最深。“教授是澳大利亞人，他對中國有一種近似癡迷的熱愛。”許曉雨說。

在第一節課時，克雷格教授就用幻燈片分享了一首中國古詩，展示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克雷格對中國學生十分友好，專門為中國學生建立了一個微信群，也經常會在朋友圈下為學生“點贊”。許曉雨說：“克雷格教授平時在課上認真負責，在課下則會和我們分享各種生活感受。在我眼里，他既是教授也是朋友。”

郁怡青喜歡講授電影課程的多恩蘭教授。“這個學期我們觀看了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我和多恩蘭教授討論了很多電影里的細節。我本來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肯定能更容易看懂這部電影；但是沒有想到，在跟教授聊天時發現，我知道的遠比他少。他對影片中涉及的中國社會背景，竟然比我還要熟悉——熟到令我感到很羞愧的地步。”郁怡青說。

郁怡青把這樣的課程交流，常稱為“一起聊天”。

“教授對于電影藝術有自己的理解，他還知道不同中國導演的個人風格。”他也會跟大家講解藝術電影的欣賞要領，特別是與商業電影的區別：社會文化背景、電影視聽語言的感受或者技巧，教授都能指出完全不同之處。“與這樣的一個學識豐富的教授一起聊天，感覺收獲非常大，也會激發起努力了解更多知識的動力。他已經年紀很大了，但每天還在不停地汲取各種新知識。”

“這樣的教授，影響和帶動我保持終身學習的習慣。”郁怡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