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記者紅梅之死：家暴悲劇總是驚人相似

紅梅和詠梅姐倆

議論風生

永遠不能相信一個人施暴之后的懺悔，必須在家暴第一次發生時就守住底線。人言再可畏，也殺不了人，但家暴會殺人。

2017年3月20日，紅梅的丈夫金柱以故意傷害罪被法院一審判決死緩，金柱不服，已提出上訴。和官司一樣沒有完結的，是這起案件引發的關于家暴的思考。

家暴悲劇總是驚人的相似。在紅梅與金柱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熟悉的元素。比如在每一起致命的家暴之前，幾乎都有一長串不致命卻同樣可怕的家暴。

都說渣男總是婚前鮮花婚后家暴，而紅梅和金柱訂婚后就被家暴5次，紅梅卻不愿意退婚。婚后，金柱更是經常毆打紅梅。2013年10月那次，紅梅被打得枕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住院期間，金柱甚至沒去看過。

而受害者，往往比較害怕輿論。紅梅很少對外人提及“家丑”，在姐姐詠梅看來，紅梅為人好強、好面子，人言可畏和硬生生的拳頭相比，“紅梅寧可選擇后者”。

此外，周圍的人早就知道家暴實情，卻從來沒采取過有力手段進行制止。紅梅的父母、姐姐，金柱的父母，還有兩人的同學，都知道家暴長期存在，不少人還當面見過。他們多次勸紅梅離婚，但無果之后就不勸了，把家暴當成了這兩口子的生活內容。

紅梅遭家暴死亡的那天，隔壁鄰居聽到咚咚撞擊聲，好像還有女人在呻吟，但是鄰居沒有做什么。

問題到底出在了哪一個環節？除了施暴者之外，誰還該為紅梅的死亡負最大的責任？

在我看來，是紅梅自己。

我們有一種很不好的社會氛圍，總覺得家暴只是家務事。制止家暴，需要外界的介入和有效作為。但是在這起個案中，還輪不到追究有關部門的不作為，因為當地公安局從來沒接到過紅梅的報警。

2016年3月落地實施的《反家暴法》規定，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救助管理機構、福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家暴有報案的義務，但針對的只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遭家暴的情形。

紅梅是有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她沒有報警，沒有離婚，有內心恐懼的因素，金柱曾威脅如果離婚，會殺掉兒子和岳父岳母一家。但沒有報警和報警之后沒有得到有效保護，是兩碼事。

之所以這么說，并不是苛責死者。而是要借此案例提醒每一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味忍耐絕不是解決之道，家暴者只會越縱容越變本加厲。對待家暴，必須零容忍。

永遠不能相信一個人施暴之后的懺悔，必須在家暴第一次發生時就守住底線。人言再可畏，也殺不了人，但家暴會殺人。何況這個社會正在一點點開放起來，你所恐懼的往往是自己的想象。

《反家暴法》的最大亮點，是設立了人身保護令制度，但在實際應用中并不完美。有法官曾表示，如果被申請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將被訓誡、罰款、拘留等，然而有些家暴實施者根本不怕，這些措施反而會激怒他們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如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值得相關部門探索。

所以，呼吁家暴受害者增強自我保護意識，與反家暴制度建設、社會觀念進步，應該是同步進行的。

□西坡（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