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東南花園小區實現“熟人自治” 獨創“梯位長協會”

海峽網10月23日訊 （福州晚報記者 何佳媛/文 圖片由茶園街道提供）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無物業小區總是與臟亂差相伴。但茶園街道東南花園小區太牛了！它用先進的門禁系統、無死角的視頻監控、干凈整潔的環境……刷新了人們對無物業小區的印象。經過業委會授權，業主還能通過手機APP，自主查看小區全部監控視頻。

東南花園小區平安志愿者維持小區停車場秩序。

高科技立體防控，業主手表失而復得

昨日，茶園街道東南花園小區的一名依姆，急沖沖聯系業委會副主任葉奔，“我的小孫子和我吵架，把手表隨手扔在小區里了，現在他記不清扔在哪里了，我們找了好久都沒找到，申請查看小區監控視頻。”業委會立即開放了這名業主的手機視頻監控APP的權限，業主和業委會同時查找視頻監控記錄。很快，業主的手表失而復得。

葉奔告訴記者，這可不是小區視頻監控第一次發揮作用。小區推廣的手機視頻監控APP，能讓業主隨時隨地解決家里的問題。為了不侵犯業主們的隱私，手機端查看小區視頻監控有三大條件，第一必須由業主提出申請，第二必須有業委會認可的合理事由，第三必須有時間限制，一般不超過半天。

東南花園小區的立體防控體系讓不少物業小區“汗顏”。這里的主要通道和重要部位安裝了110個探頭，監控24小時全覆蓋，并且開放政府相關部門實時查看視頻的權限。在小區黨支部門前，掃二維碼就能安裝智慧遠程監控手機APP，居民可享受便捷、安全、穩定的移動監控服務。

小區將傳統的“二次門禁”（即：小區大門、樓棟雙門禁）模式與智慧遠程監控手機APP相結合，對不同群體出入小區進行監控管理。業主可通過刷門禁卡和手機操作的方式開門。臨時訪客可通過業主分享的動態密碼開門。小區住戶與非住戶實現了智能化分類管理。小區還建設了“物業式”流動人口管理平臺。在辦理門禁過程中，小區租客的身份信息直接上傳聯網的公安部門流動人口管理平臺進行儲存和審查，輕松實現了小區租住人員情況的動態更新和重點人員的摸排管理。

業主協商自治，“賊窩”變平安小區

茶園街道東南花園小區位于六一北路以西、晉安北路以東，占地25畝，有10座主樓。2006年居民剛搬遷入住時，小區住戶基本都是流動人員，事件案件頻發。“當時還有人說我們小區是‘賊窩’。”葉奔氣憤地說。

小區業主們決定收回小區物業管理權進行自治。收回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確業委會所有成員沒有任何補貼，完全公益投入。第二件事情是小區所有財務公開，讓全體業主明明白白。業委會的坦蕩慢慢贏得了業主們的信任。

2014年起，茶園街道、洋下西社區及東南花園小區業委會從安全防范痛點入手，通過“一個中心、兩個平臺、三大機制”，及時破解小區難題，提升小區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滿意度。

一個核心是黨建。兩個平臺是硬件和軟件平臺。三大機制是管理自治、文化德治、服務法治。業委會主任黃元棋說：“東南花園小區黨支部成立后，居民有困難就找黨支部，不出小區就能解決問題。”黨支部協調小區業委會重新劃定停車位，發動黨員志愿者勸導車主文明停車，還在小區活動中心設立了民情會客廳，定期傾聽居民訴求，解決熱議難題。隨著越來越多居民主動參與小區建設，許多流動人口也主動亮明身份，共同參與建設小區。

東南花園小區探索成立“梯位長協會”，每個電梯的住戶中，設置一名梯位長，隨時聽取居民的建議和問題。梯位長每半個月或者一個月開一次會，討論解決實際問題。梯位長解決不了的，業委會介入解決。在業主充分表達討論的基礎上，東南花園小區成功實施了信息電子屏幕安裝、文明養寵、綠化改造、垃圾分類屋建設等重大事項。

東南花園小區居民投票選舉業委會成員。

200多戶業主搬回，物業費繳納率達100%

小區的改變讓越來越多的業主充滿信心，陸續搬回。目前該小區共有963戶，其中685戶是業主自住。“業委會成立以來，陸陸續續搬回來200多戶。”葉奔高興地說，“大家發自內心地希望小區越來越好，許多業主主動來繳物業費，物業費繳納率達100%。”

在小區重建的活動中心里，業委會牽頭組織開展各種活動，業主之間更加熟悉，鄰里不再陌生。許多年紀稍長的業主選擇重新回到小區居住，就是因為“熟人社會”的自治模式，帶來濃濃溫情。

茶園街道相關負責人表示，東南花園小區通過先行先試、不斷完善的方式，引導業主依法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業委會的依法選舉、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保證業委會工作的公平性、專業性、及時性。業委會通過業主大會，制定小區管理公約、業委會成員職責等細則，確保小區日常事務進行依法決策。

“我們有保安、平安志愿者、小區網格員的三重巡防體系，通過日常巡防與重點巡邏方式的結合，有力維護小區的平安和諧。”葉奔說，“越來越多志愿者參與小區志愿服務。以前，大家總想著退休以后要去參與公益活動，現在大家推開門就能做公益。”

現在“東南花園平安小區”的模式已逐步形成。葉奔說：“大家還希望做得更好，讓小區群眾滿意度更高、服務管理效能更高、群眾自治積極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