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女請4名男性做DNA鑒定：孩子是誰的，就跟誰結婚

除了親子鑒定，現在還有人來給動物做鑒定。有個內蒙的農民家母牛下了小牛崽，被別人偷走了，他想要證明這頭牛到底是誰家的。做一次鑒定要花幾千塊錢，他說自己“不爭饅頭爭口氣”。鄧亞軍，中國第一代DNA鑒定師。“剛開始做DNA鑒定的人很少，一個月只有一兩例。2005年以后，私人委托做親子鑒定的人數激增，到現在達到每年近一萬例。”鑒定師鄧亞軍，從業十五年。

除了親子鑒定，現在還有人來給動物做鑒定。有個內蒙的農民家母牛下了小牛崽，被別人偷走了，他想要證明這頭牛到底是誰家的。做一次鑒定要花幾千塊錢，他說自己“不爭饅頭爭口氣”。

鄧亞軍，中國第一代DNA鑒定師。

“剛開始做DNA鑒定的人很少，一個月只有一兩例。2005年以后，私人委托做親子鑒定的人數激增，到現在達到每年近一萬例。”鑒定師鄧亞軍，從業十五年。作為中國第一批DNA鑒定師，她親身經歷了這項技術從飽受質疑到逐漸被國人接受的全過程。

另一位從業十年的DNA鑒定師戴維，從去年8月起開始在天涯社區發帖，記錄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案例與故事，反響熱烈，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萬次的點擊量。

2002年5月起，我國把原本主要由司法系統內部機構操作的DNA鑒定向具備相關技術力量和資質的社會第三方機構放開。從那時起，DNA鑒定從頗具神秘感的司法部門專業技術，慢慢為大眾所熟悉。

在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戴維和鄧亞軍目睹了不同人生中的背叛、謊言、掙扎、隱忍，還有一些柔軟與溫情。

鄧亞軍

45歲，北京順義某DNA鑒定中心主任，中國第一代DNA鑒定師。

“冒天下之大不韙”

上高中時，我大哥對我說，學法醫專業吧，屬于公檢法系統，將來容易分配工作。就這樣，1995年9月，我糊里糊涂地拿到了西安交通大學（原西安醫科大學，后并入西安交通大學）法醫學專業的錄取通知書。讀研期間，我來到北京跟著導師做課題，開始接觸DNA鑒定技術，畢業后我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DNA鑒定師。

以前，我所在的鑒定機構會統計，每年做的親子鑒定中有多少是排除親子關系的。2005年，我們中心共計做了1600例親子鑒定，排除親子關系的占總體比例的28％；2006年做了2700多例，排除親子關系的所占比例為22%；2007年一共做了3000多例，比例為26%。

后來，這組數據公布后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有人對我說，你們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當時許多媒體批評我們，認為我們做的事情有違倫理道德。遭到大量言論攻擊后，我們就沒有繼續統計下去。

2006年，陜西一家電視臺邀請我參加一個電視辯論節目。正方觀點是丈夫不應該背著妻子帶孩子做親子鑒定，反方觀點是應該。

節目現場火藥味十足。一位40歲左右的心理系女老師激動地指著我說，“你們這樣做親子鑒定違背了婦女的合法權益！”

我當時的身份本是調解員，但是偏向了反方。我很困惑，又不是因為我們的鑒定，這些人才紅杏出墻。我們只是通過鑒定來證實他們所犯的錯，要被指責的并不是我們。

鄧亞軍所在的DNA鑒定中心。

時代變了

2002年5月，我國把原來主要由司法系統內部機構操作的DNA鑒定向具備相關技術力量和資質的社會第三方機構放開。從此以后，我見證了DNA鑒定逐漸為大眾所接受的全過程。

時代在變，國人的觀念和意識也在變。現在沒有人再來指責我們這些鑒定機構的道德水準不夠了，大眾對DNA鑒定這項技術逐漸認可、接納了。

剛開始做DNA鑒定的人很少，一個月只有一兩例。2005年以后，私人委托做親子鑒定的人數激增，到現在達到每年近一萬例。

前兩年，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年輕女孩來到我們鑒定中心，她告訴工作人員，自己懷孕了，但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

年輕女孩把跟自己發生過關系的4個男人一起請到了鑒定中心。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4個男人有說有笑，其樂融融。年輕女孩對我說，鑒定出來孩子是誰的，她就跟誰結婚。

我有時會想，這樣的事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

不說別人，就說我們單位的同事，生了孩子都會自己偷偷摸摸地做鑒定。他們孩子滿月的時候，我問他們做親子鑒定了嗎，他們說早做過了。我覺得不能說是他們在懷疑，而是一種職業習慣吧。

除了親子鑒定，現在還會有人來給動物做鑒定。有個內蒙的農民家母牛下了小牛崽，被別人偷走了，他想要證明這頭牛到底是誰家的。做一次鑒定要花幾千塊錢，他說自己“不爭饅頭爭口氣”。

在眾多來鑒定的人中，有一個男人讓我印象深刻。鑒定結果顯示，孩子不是他的。拿到結果以后，他很平靜，沒有絲毫怨恨，而是說了一句：“要是我妻子知道了，她該怎么辦哪？”

這樣的反應讓我和同事們感慨萬分，無論人心多么復雜，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人心深處最溫暖的地方。